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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的历史悬疑:国家体制该模仿哪个强国?

20世纪,是中国遭受“外才”冲击最剧烈年代,“东洋才”“美才”“俄才”,鳞次栉比地登堂入室,对中国本土之才——传统“汉才”构成冲击和洗礼。


同一国家学生,不同国家的教师,就学成果大相径庭。20世纪三十年代,华夏民族内部,出现不同“派”。譬如中国最大政党国民党内,分出“本土派”、东洋派和美才派。他们各自鼎立,互相看不起。


先说东洋派。辛亥革命之前,即清末民初,“东洋才”可谓中国青年人第一憧憬。赴日求学的中国青年,无不充满对“东洋才”向往。他们以毕业日本武学堂为荣。国民军二号人物何应钦,就是师从日本振武学堂的高材生。蒋介石、唐继尧、阎锡山等都是东京振武学堂毕业生。武学堂是日本方面从1903年起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,每年数百名毕业生大多升入士官学校继续深造,他们不仅受到日本化的西洋文明影响,
同时也受到日本武士道的影响,形成为一个新武人群体。武学堂开办初期,那时中国还是清政府苟延残喘时,清政府培植的“东洋之花”,后来成为它自己的掘墓人。武学堂出来的许多人,回国投身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,后来成为民国军界著名人物。诸如被称为“中国士官三杰”的蔡锷、张孝准、蒋百里,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,他们不仅在辛亥革命中表现突出、而且还分别在护国运动中做出非凡贡献。


在民国初期的人们看来,日本武学堂焕发的阳刚魅力无以伦比。很多中国军人以出自那里而自豪于世,但在日本人眼里,武学堂只相当于日本军校“学前班”,陆大——日本陆军大学,才是东洋才俊的最高阶梯。能进入那里的中国军人屈指可数,校志记载只有王俊、王树常、熊式辉三位。这三位毕业后,虽然都成为国民军新政学系的“将星人物”,但在中国军营中仅为萤火之光。可见日本反哺汉才,也如猫授老虎一般,对“上树”绝技颇有保留。


而五四运动之后,“日主中从”的局面让华人看不到“汉才崛起”的希望,中国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开始另寻“才路”。此时,恰好俄国发生了红色革命,引起世界瞩目。于是中国一度掀起“俄才热”,部分青年的学习对象,由“东洋之才”向“俄才”转变。


随后三十年代,“美才”在中国得到推崇,20世纪30年代,中国迎来“黄金十年”,黄金十年以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开端,以日本全面侵华、卢沟桥事变爆发为结束。尽管期间经受着封建军阀们复辟的挑战、日本的蚕食等灾难,但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教育上看,中国无疑是进入到一个“全面融入世界”时代。



“黄金十年”中期,中国掀起“美才热”,华人以美为师,憧憬一个美好时代。“美才”给东方古国带来先进思想文化,迎来了一个培养大师和文化巨匠的时代。此间,中国的文化进步神速。年轻一代皆以“新学”为荣,奉为中国唯一出路,全国的教育制度、政府运作、经济运作,城市人的生活模式,均为新派人物主持。学习美洋的新社会、新生活已成主流。


民国那些被人以“大师”相称的人,几无“东洋之才”门徒,更无“俄才”门下,而大多师从美才。譬如有着“民国第一大师”之称的胡适,是典型的“美式教育”出来的人才。他在清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考取官费生赴美国留学,师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。回国后以北大教授身份,宣传个性自由、民主和科学,积极提倡“文学改良”和白话文学,成为当时“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”。


学贯中西的胡适,对传统汉才与现代洋才有着清醒认识。他不主张崇拜孔子和儒学,在孔子诞辰时他著文发出长啸——“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,不是孔夫子之赐,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,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。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,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。”


胡适有一篇著名的《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》的英文演讲稿,对以美才为核心的西洋文明的赞扬很热烈。文章驳斥了中国所谓国学家的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二分法。打破了“西方是物质文明,中国是精神文明”的成见。他说,不能把贫穷落后说成是精神文明。“贫穷落后只是贫穷落后,里面往往没有精神,越贫穷的人往往越容易变成物质的奴隶”。此论一针见血,可谓高屋建瓴。


“美才”生产大师,大师推动生产“全新”思想。“黄金十年”流行“美才”的中国社会,已催生几样全新的科学民主文化成长。


然而,古老而固化的中华大地,虽然接触到了新世界,但不可能个个都是“外才”的拥趸。
譬如国民政府元老级人物陈立夫,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,但基本上是遵循“三纲五常”的中国士大夫,他既看不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、东洋作派的何应钦,更不喜欢在哈佛大学受教育、整个“美范儿”的宋子文。


就对中国本土派的冲突而言,“东洋派”的震撼不及“美才派”。就如陈立夫,如果说他与何应钦是谋略不同,与宋子文则是“文明的冲突”。同为党内巨擘,陈立夫最不满意的人就是宋子文。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写了国民党失败的两大原因后,还多说了几句——“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,治大国必须有大量,见识小、度量小的人,绝不能治大国的。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,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,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。”


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知道这话说的是“全盘美化”的宋子文。


这里,陈立夫比较服气的,就是蒋家了。从老蒋的出身和经历看,显然是个中西合璧的人物——日本东京振武学堂毕业生,娶“美式大家闺秀”宋美龄为妻,奉国学大师王阳明为师,儿子是留苏生,简直是日、美、俄、中“四才俱全”之“全才”。


按理说,由这等“全才”来一统中国,应该是众望所归了。然而,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个“全才”最后却成为非驴非马的四不像,在决定中国命运的20世纪中叶,悻悻退出了历史主舞台。


纵观中华裂变大时代,“三洋”入华府,东洋才、美才、俄才与汉才风云际会,难解难分。“三洋”之中,到底谁是“汉才”最佳伴侣,历史迄今无法给出明确答案。但是,关于汉才的未来,有一点,以往的历史早已给出醒目回答,那就是——汉才不溶不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