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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离奇的撞车案:司机端枪打鸟延误开车酿惨案

一场被国际铁路界一直当做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大铁路事故的惨剧,却似乎被中国正史完全忽略了。无论是《光绪上谕档》、《光绪朝东华录》、《清史纪事本末》、《光绪实录》、《李鸿章全集》,还是后人编撰的各类编年史、铁路专题史中,都找不到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。


与同一时期发生在大清国的很多大事件相比,这一惨案实在太渺小了,以至于史官们不屑于记载。而对于大清国正在艰难起步的铁路大跃进来说,这一惨案的影响实在太负面了,没有人希望它被广而告之。


我们只能从当时的中外报纸中,去还原这一“小”事件,并将它放置到帝国崛起的“大”背景下,重现风雷激荡中那一道倏忽而逝的小小闪电。


大英帝国首都伦敦。


1889年3月27日,星期三,深夜。


《标准报》的编辑部收到了一则来自上海的电讯:中国天津至大沽的铁路(津沽铁路)发生了一起“灾难性的”火车相撞事故,伤亡惨重。该报立即刊发了这条消息,并指出,如果这一噩耗属实,那将是对大清帝国铁路发展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。


噩耗总是比喜讯真实。两天前(3月25日,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四)的夜晚,的确有两列火车在津沽铁路军粮城站迎面对撞,并引发大火,造成数十人伤亡,死者多数被活活烧死,十分惨烈。



一连串的违章


悲剧发生在军粮城,今天津市东丽区。


这是一座位于华北平原中心地带的千年古镇,从唐代开始,为了防备北方的奚部落,在此屯驻大兵,转运军粮,因此得名。津沽铁路从军粮城穿越而过,这令它再度成为京畿交通的要道。


这一天傍晚,按照行车时刻表,将有两列火车在军粮城交会。


一列是从天津开往塘沽方向的,英文报道多称为“下行列车”,《申报》则称为“天津火车”。这是一列客车,共有4节车厢,司机是英国人Jarvis。《申报》的记者当时没搞清司机的名字,就用绰号“大鼻子”代之。据《申报》说,这列客车编号为“l1”。车上的司炉工是华人“阿尚”。


另一列则是从唐山方向开来,经塘沽往天津的“上行列车”,《申报》称为“塘沽火车”。这是一列货车,装着20多节车皮的煤、砂石等,只在最后加挂了一节客车。根据多家英文报纸记载,撞车时,这列货车上的司机也是英国人,名叫Dawson。但根据《申报》报道,这列货车在塘沽站时换了司机,之前的司机姓名则不详。另有一名华人司炉工,名叫“马六”,3天前刚刚新婚,度完婚假回来上班。


为叙述方便,下文将这两列火车分别称为“天津客车”与“塘沽货车”。


按规定, “天津客车”从天津的发车时间为下午4:35时,“塘沽货车”从塘沽发车时间为4:40时,相向开行,于5:28时在军粮城交会错车。


“天津客车”准时发车,5:05时就到达了军粮城,停车等待。但是,等了近3个小时,还看不到“塘沽货车”的踪迹。《申报》记载,当“塘沽货车”在塘沽站装卸货物时,原来的司机居然擅离职守,端着猎枪去打鸟,却鬼使神差地伤了自己的手指,赶到医院去救治,耽误了发车。车站无奈,只好临时另外找了司机。“司机打鸟”,是导致大悲剧的第一个因素。


津沽铁路沿线,通讯并不落后。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,电报几乎是唯一未受到激烈抵制的新生事物。早在1877年,李鸿章就修建了从天津机器局到城内总督衙门的电报线(“津衙线”),成为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。这一天也没有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,完全可以排除通讯技术的问题。在塘沽车站延误发车的数小时间,塘沽车站和军粮城车站之间,居然没有进行联络沟通,这 “疏于联络”是导致悲剧的第二个因素。


对面不来车,“天津客车”就只好等在军粮城,“大鼻子”司机Jarvis实在不耐烦了。终于,他等不住了,不顾条令的规定,在8:30左右启动了火车,开往塘沽方向。根据The Celestial Times出版的一份英文编年史记载,此时军粮城站的华人站长,试图阻止Jarvis违章开行,但没有成功。 “违章开行”,成为悲剧的第三个因素。


更为恶劣的是,《申报》报道说,当“天津客车”在军粮城停车等候时,Jarvis百无聊赖,居然喝得酩酊大醉。“酒后驾车”这第四个因素,进一步拉近了这列客车与死神的距离。


于是,浑身酒气的Jarvis驾驶着“天津客车”驶向塘沽。此时,4节车上共有28名乘客,他们并不知道,一连串的违章操作,正在将他们带向不归之路。


惨案发生


行不多久,“天津客车”进入了新河地界,司炉工阿尚突然发现了 “塘沽货车”正从对面疾驰而来。


根据铁路规章,白天举旗、夜晚张灯为号,白旗、白灯表示尽可畅行,了无阻滞;红旗、红灯则表示危险,必须紧急刹车。此时,两车已在目视范围之内,根本不需要任何信号,必须立即刹车。


阿尚赶紧告诉Jarvis停车,但迷迷糊糊的Jarvis根本不理。《申报》说,阿尚向“塘沽货车”晃动着红灯,并试图关闭锅炉,却被Jarvis制止。眼看两车要相撞了,只好赶紧跳车。


“塘沽货车”上的司机Dawson,看到了对面来车,迅速制动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洛杉矶时报》援引上海英文报纸《字林西报》的报道,Dawson成功地将“塘沽货车”停下。但是,喝醉了的“天津客车”,却浑然不顾,丝毫也不减速,径直撞将过来。Dawson和机车内的其他工人,赶紧跳车逃命。而根据《字林西报》记载,Dawson被摔出去20英尺(6米多),果真如此,则他似乎并未来得及在撞击前跳车。《申报》报道说,司炉工马六此时还在忙着干活,没有反应过来。


轰然一声巨响,并未减速的“天津客车”撞上了已经紧急刹车的“塘沽货车”,两车的锅炉随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


“天津客车”上,醉驾司机Jarvis受了重伤,而爆炸掀起的一根玻璃管,则斜插进了已经跳车的司炉工阿尚的腰部,令他奄奄一息。而“塘沽货车”上,毫无准备的司炉工马六,被一块飞迸的钢片削去了半个脑袋,当场毙命。


当时的火车,时速一般在30~50公里左右,以今日的标准来看,绝对称不上是高速。因此,两列火车相撞后,除了车头发生锅炉爆炸外,也只是靠前的几节车厢出轨而已,并没有相互堆叠在一起。伤亡不应该严重。“塘沽货车”所加挂的客车车厢,在列车尾部,前面是20多节货车车皮,而且该车已经紧急刹车,是被动承受撞击的,因此,车上的乘客只是受了惊吓而已。但“天津客车”是主动撞击,导致4节车厢全部出轨倾覆,即使如此,在当时的速度之下,也不应造成巨大伤亡。


祸不单行的是,“天津客车”的出轨,虽然不应造成乘客死亡,却将车内供照明用的灯打翻了。按照津沽铁路规定,为了防止火灾,车内照明用的都是鱼油,但当天发车前,鱼油已经用完,只好改用煤油。翻车之后,煤油四溢而出,瞬间引起大火,4节车厢被全部吞噬。“灯油违规”,剥夺了车内乘客们逃生的最后一线希望。


列车倾覆之后,车门根本无法打开。附近的村民赶来救援,急切之下,也无法破门而入,只能打碎几扇车窗,拉出几名乘客。木制的车厢,成了很好的燃料,车厢顶棚很快被烧塌,没能逃出的乘客全部被压在底下,悲剧自此已经无可挽回。


“大鼻子”司机Jarvis和司炉工阿尚等,都被紧急送进了塘沽的医院,但因伤势过重而死。有关这次车祸的遇难者人数,说法不一。《申报》笼统地说有几十位;上海的英文报纸The Chinese Times说,除了司机、司炉工之外,还有7名乘客当场死亡,更多的乘客因烧伤和摔伤,在随后几天死于医院,但该报道没有提及具体人数;《字林西报》则说,有12名当地乘客及2名司炉工当场遇难。


尽管各种记载的细节有所出入,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的确是一场死伤惨烈的重大车祸,而且,是不折不扣的“人祸”——司机打鸟、疏于联络、违章开行、醉酒驾车、灯油违规,一连出现的5个问题,都是人为造成的,只要有一个环节能够把住关,就不会有这场悲剧。